但是印度當局對好言相勸置若罔聞，短暫的沉寂之後，又開始了新一輪蠶食中國領土的行動。1959年8月25日，在中印邊界東段的朗久發生了雙方軍隊的第一次武裝衝突。10月，印度又在西段挑起了空喀山衝突。

一向視領土為血肉的毛澤東不能再沉默了。儘管中蘇關係已經惡化，他還是願意向他們客觀地通報情況，以便得到他們的理解。

10月2日，中蘇領導人在中南海頤年堂舉行正式會談。中方出席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毅等。蘇方除赫魯曉夫外，參加會談的有蘇斯洛夫、葛羅米柯、波諾馬廖夫和安德羅波夫。會談的中心議題就是中印邊界衝突問題。

赫魯曉夫好似公正地説：“你們中國應該和印度搞好關係，印度是一箇中立國，尼赫魯是比較開明的，應該團結他。發生中印邊境軍事衝突是不對的。由於領土爭執而發動戰爭是不值得的。”

後來被赫魯曉夫誣稱為“中共放出來的一隻虎”的陳毅首先站起來反駁：“你怎麼能這樣説呢？分明是印度挑起這場衝突。印度軍隊越過其邊界，也越過麥克馬洪線，在中國邊境內創建哨所，向中國邊防軍開槍。”

周恩來也不客氣地補充説：“印度開槍射擊6個小時以後，我們才還擊，怎麼能説是中國挑起的呢！”

陳毅接着氣憤地指責赫魯曉夫：“你們9月9日發表的那個《塔斯社聲明》，是偏袒印度、指責中國的。”

赫魯曉夫抵賴：“我們根本不知道情況，印度説你們打死了他們的人。”

陳毅：“我們9月6日給你們打了招呼，你們應該知道這個情況。9月8日你們跟我們説擬發表《塔斯社聲明》，我們勸你們慢一點，並且告訴你們，我們中方也要發表一個文檔，請你們看了我們的文檔以後再表態。退一萬步説，就算像你説的你們不瞭解情況，那麼你們也應當慎重些，等弄清情況再表態。但是，你們根本不聽我們招呼，急急忙忙搶先發表了你們的《塔斯社聲明》，這是為什麼？”

雙方你來我往，氣氛頓時緊張起來。赫魯曉夫滿臉漲得通紅，指手畫腳起來：“我雖不知道你們的情況，但是印度有一個士兵被打死，一個士兵受傷，這就證明你們不對。”

陳毅眼睛瞪得溜圓，怒不可遏：“你我都是打過仗的人，誰死傷多並不能説明誰就對，這個道理你不懂嗎？”

周恩來表態説：“我們不去占人家一寸土地，也不能讓人家佔我們一寸土地，我們絕不能幹那些喪權辱國的事情。”周恩來再三強調，“中方對印度一直採取團結的政策，但對它不講理的地方，對它違反國際公約的事情，則要反對，要鬥爭。鬥爭的目的是為着要團結它，不能一味遷就它。”

陳毅緊接着説，《塔斯社聲明》就是遷就主義。赫魯曉夫越加激動，指着陳毅叫起來：“我怎麼是遷就主義？你們才是冒險主義、狹隘民族主義。”這又引起陳毅、彭真尖鋭的駁斥……

在整個爭論過程中，毛澤東始終閉口不言，他厭惡赫魯曉夫的做派，知道説什麼都是“對牛彈琴”。只是到會議快結束時，他才很剋制地説：“這個問題還是要把事實搞清楚。別的事情我們管不了，對有關中國的事情，我們希望蘇聯同志能夠聽聽中國的意見，把情況搞清楚，預先向中國打招呼，同中國商量，再對外公開表態，這樣比較好。對尼赫魯，我們還是要同他友好，還是要團結他。我們的原則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為天下先。但是誰要欺負我們，那是不行的。誰都不行。”毛澤東講話一板一眼，表情嚴肅，但語氣委婉。

如此，赫魯曉夫只好吐了口氣説：“既然這樣，那就沒有什麼可以再談的了。”會談終於不歡而散。兩天後，赫魯曉夫一行離京回國。

赫魯曉夫從北京回到海參崴後，10月6日發表演講，不指名地影射攻擊中國：“像公雞好鬥那樣熱衷於戰爭，這是不理智的。”回到莫斯科以後，他10月31日在 蘇維埃會議上發表演講，再一次不指名地攻擊中國是“冒險主義”、“不戰不和的托洛茨基主義”。這表明，赫魯曉夫對中印爭端的態度並沒有改變。

毛澤東幾經權衡，終於定下“打”的決心

1959年11月，中國政府最高層的決策會議在杭州舉行。參加杭州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彭真、胡喬木等人。會議主要討論如何避免中印邊界衝突和流血事件。會議首先由總參謀部的雷英夫彙報一個時期以來中印邊界不斷髮生的流血事件。並説明，中印邊界的我方指戰員已經到了怒不可遏的程度。然後提出了總參和外交部共同研究的避免中印邊界衝突的幾項措施。例如不許打第一槍，不許還擊，等等。毛澤東聽着彙報，面色肅然地抽着煙。
當雷英夫講到一些部隊避免衝突的困難和一線指揮員的要求時，毛澤東摁滅了煙蒂，插話説：“我們有些同志打了幾十年的仗，可還不懂得一個起碼的道理：兩軍的邊防戰士一天到晚鼻子對着鼻子站在那裏，手裏都拿着槍，一扣扳機，子彈就會打死人，衝突怎麼能避免呢？”因此，他提出實行隔離政策，雙方各自後撤20公里，如印方還不幹，我單方後撤。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在這次杭州會議上，中央確定了避免邊界衝突的隔離政策。

1959年11月7日，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政府致函印度總理尼赫魯，建議兩國武裝部隊立即從實際控制線各自後撤20公里，脱離武裝接觸，同時建議兩國總理儘快舉行會談。

但是，印度總理尼赫魯竟拒不接受，反而認為中國軟弱可欺，加劇了在中印邊境進行的武裝挑釁。在尼赫魯拒絕中方建議之後，為了兩國的共同利益和亞洲及世界的和平，毛澤東決定：中國部隊單方面從中印邊境後撤20公里。

1960年1月，中方又下令採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即在我方實際控制線20公里內不開槍，不巡邏，不平叛，不打獵，不打靶，不演習，不爆破；對前來挑釁的入侵印軍，先提出警告，勸其撤退，勸阻無效時，才依照國際慣例解除其武裝，經説服後，發還武器，讓其離去。

中國軍隊的這一系列措施，在國際輿論界反響強烈，普遍認為中國軍隊所具有的忍耐和剋制，是着實讓人驚歎的。

自從中國政府單方面命令軍隊後撤20公里，已快兩年了。兩年來，印度軍隊不僅沒有絲毫收斂，反而變本加厲地向中國境內進攻。1960年4月，周恩來飛赴新德里，同尼赫魯舉行邊境問題高級會談，尼赫魯態度無絲毫轉變，再次向中國提出領土要求。那是125萬平方公里相當於一個福建省大小的中國領土啊，中國政府豈能拱手相讓？1961年，中國政府多次向尼赫魯提出和談建議，並實行隔離政策，均被一一拒絕了。進入1962年，局勢越發緊張起來。

6月，印度軍隊加快了武裝入侵中國的“推進”速度，東段已越過麥克馬洪線，進入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區。截至1962年8月底，印軍在中國境內部署了100多個據點。這些據點最近的距中國哨所幾十米甚至幾米遠，形成“面對面”的對峙，有的楔入中國哨所之間，有的還插到了中國邊防哨所背後來了。印度軍隊一步逼近一步，顯然要打上門來鬧事了。

1962年10月18日，由毛主席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這是一次非同尋常的會議，它將對中印邊界問題做出重大的決策。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毅、賀龍等黨和軍隊的最高領導，同時有關將領羅瑞卿、楊成武、張國華、王尚榮、雷英夫參加，外交部的章漢夫和喬冠華也到會。

主持會議的毛澤東要喬冠華和雷英夫報告中印邊境衝突的情況和各方面的反映。

他倆彙報完，周總理接着發言，他着重分析了有關中印邊境問題的形勢，説明從各方面看我們不進行自衞反擊不行了，因此建議立即進行自衞反擊作戰。會議在作了深入的分析討論之後，一致同意周恩來的意見。

毛澤東説：“多年以來我們採取了許多辦法想謀求中印邊界問題的和平解決，印度都不幹。蓄意挑起武裝衝突，且越演越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魯非打不可，那我們只有奉陪了，來而不往非禮也。俗話説不打不成交，也許我們反擊一下，邊境才能安定下來，和平解決邊界問題，才有希望實現。但我們的反擊僅僅是警告懲罰性質，僅僅是告訴尼赫魯和印度政府，用軍事手段解決邊境問題是不行的。”

毛澤東説完，會議便接着討論中印兩軍的實力對比和能否打得贏的問題。

張國華在參加完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大會後，留在內地養病。生活剛剛平靜一點，就被中印邊境衝突打亂了。中央領導和軍委總部不時傳喚他。

毛澤東問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聽説印度的軍隊還有些戰鬥力，我們打不打得贏呀？”

張國華肯定而自信地回答：“打得贏，請主席放心，我們一定能打得贏。”

毛澤東説：“也許我們打不贏，那也沒有辦法，打不贏時，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們自己沒有本事。最壞的結局無非是印度軍隊侵佔了我國的領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國的神聖領土，這是世人皆知，天經地義，永遠不能改變的。總有一天，我們會奪回來。”

大家在對形勢作了一番分析研究之後，一致認為戰勝印軍是有把握的。但毛澤東一再提醒大家，我們沒有同印度作戰的經驗，千萬不可麻痺大意，一定要精心佈置，打好這一仗。

至於反擊作戰的方案，同意總參和張國華司令員共同擬製的計劃。

根據總參提出的建議，反擊時間為10月20日(即這次會議兩天以後)，前線總指揮為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

離開頤年堂前，陳老總和賀老總都向張國華詳細瞭解邊防備戰情況。

張國華話不多：“我們已按主席説的邊防部隊在精不在多，作了調整。要打就是泰山壓頂之勢。”

陳老總和賀老總交換了想法，用他所特有的四川口音，響亮地説：“要挑兵選將，幹部不僅要軍事上行，而且要有政治頭腦，又要勇敢。”

賀老總的煙斗吱吱地冒着煙，他用煙嘴的一頭點着張國華説：“如有臨陣脱逃的，就要像內戰時期那樣，抓回來，執行戰場紀律！”

張國華在筆記上快速地作着記號，插空提出他的建議：“我想不僅要準備反擊入侵印軍，還要準備打擊逃往尼泊爾境內叛匪的回竄。”

張國華又就兵力、幹部、物資和思想準備提出自己的看法。

很快，一支代號為四一九部隊的作戰指揮機構組成了。中央的決心定下之後，張國華準備飛臨前線，具體指揮中印邊境東段達旺方面的自衞反擊戰。出發前，中南海召見他。

中央常委會議正在進行。毛澤東站在巨幅地圖前，一手夾着煙，另一隻手作了個摟的手勢，説：“我們插進去，不打。”他變換了一下姿勢，像是自言自語：“21平方公里，2000多人，作個願望是可以的，但事實上辦不到。”煙頭連續亮了幾下，他沉思良久，忽然噴出一口濃煙，指着印軍據點大手劈了一下，同時提高聲音説道：“掃了它！”

説完，他自己也露出笑意。其實，毛澤東為打與不打也猶豫了好幾個夜晚。顧慮是尼赫魯當時聲望很高，軍力相比又是弱者，很容易引起不明真相的國家的同情。總參謀部發佈作戰預令後，毛澤東仍在考慮打不打的問題。在分析了尼赫魯最大的王牌是中國不敢打他後，反而堅定了打的決心。同時中國將打算告之赫魯曉夫，赫魯曉夫仍持各打五十大板的態度，並沒有公開地表示反對，還向中國駐蘇大使説，蘇聯也得到了類似情報，如果中國遭到進攻，反擊是自然的事。而美國已把主要精力放在準備對蘇戰爭上，不能以很大力量援助印度。中國外交官們也正向第三世界遊説自己的觀點。此時的反擊對中國是有利的。

總書記鄧小平補充：“要爭取時間。”他又側過臉問張國華：“糧食夠不夠？”

張國華回答説：“光軍區生產的糧食還有兩億多斤。”

鄧小平很滿意：“好，這是有戰略眼光的。”

軍委祕書長羅瑞卿問道：“你有沒有把握？”

張國華爽快地答應：“有。”

“根據呢？”

“我們面對的敵人，是印度的王牌軍。但比不上蔣介石的主力。他長期沒有打仗，我們卻剛剛平叛，他們未到過高山，我們卻常住高山……”

常委會一直開到深夜，領袖們從大略方針談到枝末細節。張國華一邊強記，一邊又要提供情況，散會時，頭已疼得要裂開似的。高血壓病又犯了。他不吭氣，很快登上飛機。

10月18日，張國華到達拉薩的當天，軍區常委擴大會議緊急召開。先由軍區參謀長王亢傳達中央指示：“首長認為這次作戰像平型關戰鬥一樣，意義重大。打得要狠，打死了還要再踩他兩腳。中央確定，前面靠西藏軍區指揮，有關戰術上的部署調整等事宜，均由張國華司令員決定。過去總部規定在50米以外不打槍不再執行。”

張國華站起來，傳達毛澤東的指示，他學得惟妙惟肖，包括毛澤東用手緩慢一劈的動作。他講得很快，提了一連串問題後又低聲説了幾句，看來，這才是他自己要説的主要的幾句話：“事關重大，影響深遠。我的決心是：準備幹掉他1300人，根本不要考慮傷亡，1300也好，2300也好，打一個補一個，始終保持四個大團滿員。”將領談論戰鬥預想時，總會感到格外地歡愉，即使在下命令：“為了加強指揮，我們都可以下去，必要時，副司令員可以到團裏去加強。”他再次環視會場，話語裏充滿了鼓動性：“現在是非常時期，一切都要圍繞打仗，一切服從前線，把自己擔負的責任落實下去，負責到底。現在北京就看我們的了，是共產黨員表現的時候了！”

毛澤東相信前線指揮員：“讓他打嘛！打不好重來！”

張國華於19日進入前方指揮所。

戰前，指揮所的氣氛是緊張的。他有時專心研究地圖，有時離開地圖踱着步子深思。“慎重初戰”是個很不好駕馭的車頭。初戰必勝又是最起碼的要求。與印軍畢竟是初次交手，它是“太極派”，還是“少林派”呢？估計不會有國民黨的主力強，但也不能估計過低，要貓當老虎打，像對付國民黨的中等部隊。當時上級有一種意見，為了慎重，只打敵其一點，吃掉敵人一個營。這是個很保險的方案。張國華考慮再三，吃掉一口營，不痛不癢，要吃就吃它一個旅！

當他把這個想法告訴另一位領導時，另一位領導渾身震了一下：“這太冒險了！萬一……”

還有一位領導不無擔心：“現在仗要打大了，是不是戰役發起時間向後推遲兩天，以便部隊做好充分準備？”

張國華沒有表態：“看看部隊準備情況吧。”

陰法唐政委代表新組建的四一九部隊師團兩級領導再次進言：“張司令員，戰役發起時間不能推遲！”

“理由呢？”張國華不露聲色。

“我一萬多人進入戰場，在森林裏隱蔽了一天一夜，不動煙火，再推遲兩天很容易暴露作戰意圖。那時再進攻還有什麼突然性！

張國華一拍桌子：“不再推遲，要讓敵人還沒穿褲子就當俘虜。”

兩種意見反映到中南海。有的領導也認為張國華是冒險。毛澤東不喜歡墨守成規，把另一種意見的文稿推到桌子另一邊，頗有愠色：“他是前線指揮員，讓他打嘛！打不好重來！”

方案定了，幹部會上，他激越的聲音把出擊前的喧鬧壓下去了：“現在當面敵人不是1300，而是2500，準備打它3000，如再增援就按它5000打。3至5天解決問題，不要怕傷亡，準備傷亡2000，要打得好，打得快，速戰速決，務必全殲。打起來不受‘麥線’約束，但要報告中央。打不好是前邊的人負責，補給不好是管後勤的人的責任。哪個搞不好，要追究哪個人的責任。打不好，消極説法是未完成任務；積極説，是不夠共產黨員條件。”

會後他毛澤東佈置，要多準備些豬肉，要把各團電影組組織起來，把軍區文工團調來前方，以勵士氣。

10月20日7時30分，東方剛剛露出魚肚白，解放軍的炮火鋪天蓋地地向入侵克節朗的印軍陣地傾瀉，到9時30分，印軍的第一個據點被攻下。到晚上8時多，克節朗戰役即告結束。張國華聳聳肩，笑了：“這樣容易取得的突然性，我當兵33年，還是頭一次！”

23日，中央致電稱讚：“作戰部隊在高原嚴寒的困難條件下，鬥志昂揚，艱苦卓絕，勇猛作戰，乾脆地殲滅了敵人。”軍區前指剛剛收到這一鼓勵電，還沒來得及轉發，又收到中央收回該電的通知。張國華心口一緊：出什麼事了？等他收到第二份電報時，心中的疑團還是沒有解開。後一封電報只比前一封電報多了兩句話。一句是“捷報頻傳”，另一句是頗帶感情色彩的“中央、軍委極為高興”。為什麼又收走前封電報呢？張國華估計，看這口氣，很像是毛主席親自加的兩句話，毛澤東的高興溢於言表，他希望電報能更大地鼓勵前線士氣……是的，一定是的！

在短短一個多月時間裏，張國華指揮的兩次戰役和一些零星戰鬥都取得了勝利。殲敵三個旅，生擒包括王牌旅長達爾維和另一名准將旅長辛格，共斃、俘敵7000餘人，佔整個中印邊境反擊戰戰果的80%。中方作戰部隊也付出了代價，傷亡1460人。重要的是，在和平時期取得了作戰的經驗。戰後，許多戰鬥骨幹被輸送到其他部隊。1963年，張國華還根據毛澤東的提議，為中央警衞團抽調了12名參加過戰鬥的連排長。

1963年2月，張國華回北京參加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祕書通知他，主席要親自聽他彙報。張國華有些發怵：“叫別人彙報吧。

“不行，主席點名要聽你講，説你一直在前線，最有發言權。”

張國華心裏忐忑不安。他知道主席聽部下彙報時，最喜歡插話提問，即興發揮。他生怕哪個細節疏漏，對答不妥……也只好加緊準備彙報提綱。準備完了，他還覺沒把握，就把提綱送軍委祕書長羅瑞卿審閲。羅祕書長在上面批了幾個字：“此件看了，很好，請照此向中央工作會議彙報。”

2月19日下午，彙報會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當他走向懷仁堂講台時，那安然自若的神情忽然間又變得緊張起來。好像所有的目光都向他射來，對着他笑。他朝左邊一看，又朝右邊一看，自己的座位竟被安排在兩位主席--毛澤東和劉少奇中間。他也記不得是怎樣走到自己座位上去的。只記得人在太緊張時反而拋棄了一切雜念。他開導自己：麥克風又不是機關槍，怕什麼！反正是我親身經歷的事，就照直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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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中印边界反击战中被解放军俘获的印军

他談到有些部隊參戰太倉促時，毛澤東果然插話説：“那個五十五師，從青海的西寧出發，用卡車送，就是在路上動員的，差不多一到就打。一三○師在四川是個生產部隊，放下鋤頭就上車，一到就打，就在汽車路上做動員工作，很倉促。”毛澤東一指張國華説：“就是你這個將軍也是臨時派去的嘛。”

毛澤東鼓勵張國華繼續説。當他説到“這場鬥爭是一場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時，毛澤東又愉快地插話：“要注意軍事，只搞文，不搞武，那個危險。各大區、省委的同志都要準備打仗，要練兵，每年要有8個月。”毛澤東側過臉，笑眯眯地望着張國華半開玩笑地説：“你也是書記嘛！一打仗，你那個病也就好了。”毛澤東磕磕煙灰，又補了一句：“當然有病還是要治的。”

張國華接着説：“中央軍委和總部在作戰中的每一重大轉換時節，都給我們做了及時、具體又詳盡的指示……”

毛澤東插話：“我這次是參戰了的。還有少奇、總理、小平……”

張國華彙報説，這一次打近仗多，毛澤東説：“要注意近戰、夜戰。對帝國主義，我不相信近戰、夜我搞不你不贏。在朝鮮戰場上美國人怕近戰、夜戰，怕手榴彈，怕拼刺刀，怕幾十公尺或者一百公尺這樣的射擊。”

張國華：“在交通運輸上，我們是依靠土法，依靠自己，依靠羣眾。沒有空軍支持，靠地面；沒有公路，靠人、畜；沒有體積小、重量輕、有營養的乾糧，靠糌粑……”

毛澤東：“在這一點上，他是現代化，我們是原始化。但革命的原始化戰勝了反革命的現代化。”

最後，毛澤東高屋建瓴地評價中印邊境之戰：“打了一個軍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軍事仗。這一仗，至少可以保持中印邊境10年的穩定。”

歷史完全證明了毛澤東的預見。事實上，從1962年至今，四十多年了，中印邊境一直保持着相對穩定的局面。這個局面的取得與這一仗有着密切的關係：沒有這一仗，是難以維持這麼長的和平穩定的。

不久，羅瑞卿將參戰部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情況向毛澤東詳報。毛澤東若有所思：

“過去岳飛説過，‘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餓死不搶糧，凍死不拆房。’前兩句有片面性。那時金兀朮説，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我要説，撼山易，撼解放軍更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