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三次遭攻擊
近年來，關於中醫是偽科學的批判越來越多，不少學者疾走呼籲“廢醫驗藥”，中醫界對批判不遺餘力反擊，每日爭論不休，被網絡稱為“反中醫大戰”。事實上中醫、西醫之爭由來已久，從清末到民國，中醫曾兩度面臨“被廢除”的危險境遇。西醫在16世紀末被傳教士帶入到中國，起初倍受排斥，但隨著“西學東漸”的發展，西醫逐漸被中國民眾尤其是社會進步人士所接受。 1894年甲午戰爭失敗後，受維新變法思潮影響，科舉考試廢除，教育、醫學、工商紛紛“學西”，西醫得到了空前的重視和發展。
1910年，東三省鼠疫流行，並且向京津擴散，清政府派劍橋大學醫學博士伍連德擔任總指揮，12月27日，伍連德到達三天后，秘密解剖了一個病人屍體，從標本里發現了鼠疫桿菌。他認為這次鼠疫與以往的腺鼠疫不同，傳染方式是直接在人與人之間通過呼吸和飛沫，而不是間接地從老鼠到跳蚤再到人，因此採用隔離疑似患者的措施控制疫情。他首次提出“肺鼠疫”概念，後來因“在肺鼠疫防治實踐與研究上的傑出成就以及發現旱獺於其傳播中的作用”，而被提名為1935年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候選人。東北鼠疫迅速得到控制，這震驚了世界，同時更讓中國人深刻認識到了西醫在控制傳染病上獨到的優勢。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以後，北洋政府以日本的教育制度為範本進行改革。在醫科方面，大學和專門學校的具體課程設置了解剖學等51科，藥學分為有機、無機化學等52科，其中都沒有把中醫、中藥列進去。這一設置引起了軒然大波，後來被稱為“漏列中醫案”。廣州、上海等19個省市中醫團體迅速行動，在上海組成了“醫藥救亡請願團”，1913年11月23日向教育部提交請願書，要求教育部准許提倡中醫中藥事業，申請政府確定中醫科目，頒布中醫藥學校的規程。
1914年1月8日，教育部迫於壓力回復請願團說：“本部對於醫學，只期學術完備，求合於世界進化大勢……並非於中醫、西醫有所啟示也。”1914年1月16日國務院也進行回复：“前次部定醫學課程專取西醫……非有廢棄中醫之意也。”儘管教育部和國務院的回復基本肯定了請願團的要求，但始終極力支持西醫教育，而未把中醫列為合法教育，中醫界在又進行了多次抗爭。
民間批判中醫的聲音比政府行動要早得多。第一個系統批判中醫的是著名的經學大師俞樾，早在1879年他就發表了《廢醫論》，俞樾認為中醫與巫術與占卜聯繫密切，是愚昧無知的醫學；中醫最重要的理論是脈象，而脈象完全不值得相信；很多中藥沒有效果。簡而言之“醫可廢，藥不可盡廢”。這被史學家認為是民間反對中醫的開端。
章太炎是俞樾的得意門生，他的《論五臟附五行無定說》，否定五行學說，主張完全廢棄。他在日本講學期間影響了一批留日學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民國時期廢止中醫思潮的領軍人物余云岫，他對中醫進行了針對性、專業性和系統性的批判。 1917年，余云岫上發表《科學的國產藥物研究第一步》一文，寫道：“要曉得陰陽、五行、十二經脈等話都是謊話，是絕對不合事實的，沒有憑據的。”隨後出版《靈素商兌》，系統批判《黃帝內經》及其理論基礎，後來又發表《與惲鐵樵書》、《六氣論》、《與中醫學會論脈書》等文，對中醫學的理論基礎、藏象、經絡經脈、診療、中藥等學說都展開了嚴厲的批評和質疑。
同時期的陳獨秀、魯迅、周作人、嚴復、孫中山、胡適、梁漱溟、陳寅恪、郭沫若、巴金等人都表達過對中醫的不信任或歧視的態度。多位文化界“重量級”人士尖銳地批判中醫，直接波及到了政府當局的中醫政策。
1929年2月23日，南京國民政府召開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會議。會議由當時的衛生部副部長劉瑞恆主持，首屆委員共有委員18 人，其中大多數委員都是西醫背景出身，有趣的是，整個會議沒有一位中醫參加。在此次會上有余云岫提出《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還有3個涉及中醫問題的議案《統一醫士登錄辦法》、《制定中醫登記年限》、《擬請規定限制中醫生及中藥材之辦法案》。
余云岫在提案中列舉了廢止中醫的四點理由：一、中醫所依據的陰陽五行六氣等基礎理論都是憑空想像的，沒有事實根據。二、中醫診斷方法依賴脈象學說，而這種學說完全是自欺欺人，穿鑿附會。三、中醫理論不科學，診斷方法落後，無法勝任調查死因、預防傳染性疾病、強種優生等工作，“是其於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計，完全不能為行政上之利用”，四、中醫不符合人類文化進步的規律，以其不科學的理論誤導人們，阻礙民眾思想的科學化和進步。
會議將有關中醫問題的四個提案統一納入《規定舊醫登記原則》，其主要內容有三條：甲、舊醫登記限至民國19年（1930年）底止。乙、禁止舊醫學校。丙、其餘如取締新聞雜誌等非科學醫之宣傳品及登報介紹舊醫等事，由衛生部盡力相機進行。
1929年2月26日上海《新聞報》報導了會議決議的內容，3月4日余云岫主編的《社會醫報》發布了中央衛生委員會專刊，登載其提案。毫無疑問，這又引起中醫界的憤慨，上海中醫界首先進行抗爭，由名中醫丁仲英、謝利恆等人出面，利用《醫界春秋》等機構中的全國中醫藥團體的聯繫方式，向全國發出了號召和呼籲。中醫藥團體從學術角度和政治角度為中醫辯護。天津中醫藥界則認為幾千年來中藥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一旦廢除中醫，必將給民生帶來巨大的衝擊，將極大影響社會穩定。中醫藥界人士的抗爭受到了全國商會聯合會、中華國貨維持會、南洋華僑代表等方面的聲援。
中醫界空前地團結，在13天后即3月17日就召開了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會議上定3月17日為中醫藥大團結紀念日，後改名為國醫日；成立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組織赴京請願團。由於當時國民政府內部主張廢除中醫的主要代表是汪精衛、褚民誼等人，而國民黨元老派如譚延闓、林森、於右任、陳果夫等則是主張保護中醫。至於非學醫出身的衛生部長薛篤弼對是否廢止中醫本身並沒有主見。中醫界充分利用了國民黨派系之間的矛盾衝突，積極奔走，爭取獲得國民黨元老派的支持，林森、於右任、譚延闓、馮玉祥等都發表講話支持中醫界，批評衛生部。衛生部最後只好否認其有廢除中醫的政策，並辯稱“中央衛生委員會決議案並無廢除中醫中藥之說。”後來國民政府文官處批示：“撤銷一切禁錮中醫法令。”中醫方才“化險為夷” 。
與民國政府不同的是，中國共產黨正處於土地革命時期，由於國民黨政府封鎖，一直處於缺醫少藥狀態。 1927年毛澤東指出：“醫院要聘請中醫師，要成立中醫科，組織人員採中草藥。草醫草藥要重視起來，敵人是封鎖不了我們的，應該'用中西兩法治療'傷病員。1931年，福建長汀縣設立了中央紅色醫務學校，除了講授一般醫藥衛生知識外，還設立了中醫課程，編有《中醫方劑講義》等教材。1933年，在川陝根據地的紅四方面軍總醫院設立了中醫醫院，該院有一百多名中醫，號召醫務人員研究中藥代替西藥。1934年，長征時期，總衛生部醫政局開設中醫科。在這種背景下，中共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中醫政策：重視中醫，團結中醫，提倡中西醫合作。改造中醫，提高中醫，實行“中醫科學化”。
1949年以後，政府制定了“中醫科學化”政策，其主要內容是組織中醫進修和中醫科研，讓中醫學習西醫，學習科學知識，用現代科學方法來研究中醫，改造中醫，提高中醫水平。
1950年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提出：實現中醫科學化政策的兩個途徑，第一個途徑是開設中醫進修學校，第二個途徑就是中醫藥科研工作。六個月後，中醫中藥研究所成立，共設立六個研究室，其中中醫方面有醫史、醫理及針灸三個研究室。中藥方面有生藥、藥理及化學三個研究室。
進行“中醫科學化”，有政治和歷史的原因，建國初期，全國共有西醫38000人左右，中醫30萬人左右，僅僅依靠西醫顯然無法滿足全國人民的衛生保健需求。從醫療成本出發，當時西藥主要依靠進口，價格昂貴，難以大規模應用。而同時期西醫的飛速進展也加強了中醫的緊迫感，二戰期間，也是西醫的理論和技術取飛躍的時期，青黴素等抗生素的批量生產，人類對抗感染性疾病有了有力的武器，各種傳染病迅速得到控制，外科的進展更讓百姓見識到了西醫的神奇，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中醫不是科學，急需改造。
“中醫科學化”之後，全國各地中醫院校設立，中醫中藥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中醫也開始學習解剖、組織胚胎、生理等西醫基礎課程，形成了中西醫並存的獨特局面。 1980年3月衛生部召開的全國中醫、中西醫結合工作會議上提出了中醫政策的基本要點：“第一，繼承遺產，發掘寶庫，努力提高祖國醫藥學水平；第二，團結和依靠中醫，發展和提高中醫；第三，堅持中西醫結合，組織西醫學習和研究中醫；第四，中醫要逐步實現現代化；第五，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中醫和中西醫結合事業，並為其發展提高創造良好的物質條件；第六，保護和利用中藥資源，發展中醫事業。” 保護中醫成為一項重要的基本衛生國策。
然而，民間對中醫的質疑始終未曾停止，2006年何祚庥、方舟子、張功耀等再次批判中醫是偽科學，2007年方舟子出版《批評中醫》，在前人批評中醫的理論之上，又列舉了相當多的數據來進行批判。這引發了又一場聲勢浩大的反中醫批判活動，越來越多的學者、醫生和社會各界人士批判中醫，尤其醫生從循證醫學的角度猛烈抨擊中醫的不科學之處。同前兩次的反中醫大戰一樣，批判的聲音有多激烈，反駁的聲音就有多響亮。如今網絡上已有“中醫黑”和“中醫粉”之分，以表明立場。
同前兩次反中醫大戰不同的是，民間呼聲不斷，歐美等國也多次從中藥的安全性方面進行批判，歐盟甚至全面限制中藥進口。政府始終堅定地支持中醫，出台各種政策促進中醫發展，這一次的“反中醫大戰”，能給國民的健康觀念和科學理念帶來怎樣的變化，能否影響政府對中醫藥政策的製定，尚需時間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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