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派衝突是怎麼回事？

flora2

一、問題提出

2002年上半年，印度古吉拉特邦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教派衝突成為舉世關注的一個焦點。

2月27日晨，一列火車從北方邦開到古吉拉特邦首府艾哈邁達巴德附近的戈特拉車站，車上有300餘名旅客是從印度教聖地阿約提亞歸來的“世界印度教徒大會”成員，他們是為了3月15日重建羅摩神廟而趕去參加聲援大會的。 也許是因為他們過於興奮和張揚引起了一些激進穆斯林的不滿，也許是某些穆斯林極端分子早有預謀，列車突然被2000餘名暴徒攔住，有四節車廂被點火燒毀，58名乘客被當場燒死。 當晚，古吉拉特邦各大城市發生印度教徒向穆斯林報復事件約30起。 次日，暴力衝突擴大。 3月1日，有近300名穆斯林被殺。 2日，政府向古吉拉特邦增派軍隊。 總理瓦杰帕伊在電台發表講話，稱這次事件為“國恥”。 3日，死亡人數超過400。 為化解衝突，瓦杰帕伊總理向印度教教派領袖發出邀請，試圖勸說他們放棄建廟計劃，未果。 政府強調，建廟問題必須聽從最高法院裁決。 13日，最高法院裁決，禁止在阿約提亞寺廟遺址舉行建廟儀式。 政府為防止15日有人鬧事，在全國各地拘捕了18000人，並派大量軍警到阿約提亞。 世界印度教徒大會領導人被迫接受法院裁決和政府要求，於3月15日在離清真寺遺址約1公里的地方舉行了一個像徵性儀式。 此後數日，局勢大體得到控制，但仍有零星暴力事件發生，死傷人數不斷增加。 且除古吉拉特邦外，還有數邦受到波及。 官方公佈，此次事件中的死亡人數近1000，失踪人數超過1000，傷殘人數超過2000，15萬人無家可歸，經濟損失無法估算。

人們不禁要問：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場血腥的恐怖衝突？ 這一沖突到底什麼時候才能結束？ 試分析回答如下。

二、原因分析

1、直接原因——寺廟之爭

印度有一部大史詩叫《羅摩衍那》。 主要情節是：大神毘濕奴化身下凡降生為拘薩羅國王子羅摩；羅摩的妻子被魔王劫持，羅摩殺死魔王奪回妻子；拘薩羅在羅摩的治理下出現了繁榮盛世。 史詩中的拘薩羅就在今北方邦東部，阿約提亞（舊譯阿逾陀）是古代拘薩羅國首都。 後來人們在那裡建立了羅摩廟。

從公元8世紀起，穆斯林陸續進入印度，並於1206年在德里建立了蘇丹國。 他們憑藉武力和權力使許多印度教徒改信伊斯蘭教，並拆毀印度教寺廟建立清真寺。 1526年，巴卑爾（一譯巴布爾）建立莫臥兒王朝。 兩年後，他下令在阿約提亞建立清真寺。 這就是著名的巴卑爾清真寺（一譯巴布里清真寺）。

在經過穆斯林和英國人長達700多年的統治後，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基本上能夠和睦相處，印度文化也更趨向多元。 但就在獨立前夕，由於英國殖民統治者的挑撥和煽動，導致1947年的印巴分治，同時導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大仇殺，以至50多萬人慘死，數百萬人流離失所。 從此，同室操戈，兄弟相殘，印度和巴基斯坦變成了兩個敵對國家。

印度獨立之初，一些印度教徒便指出，巴卑爾清真寺是拆毀羅摩廟建立的，那裡是大神羅摩的出生地。 穆斯林則認為此說無據，況且清真寺有400多年曆史，已成為印度文化的一部分。 1949年12月，一些印度教徒將羅摩塑像安放進清真寺，政府為避免事態擴大，關閉了清真寺。

20世紀80年代，印度教激進組織成員提出要“建立印度教國家”，“恢復羅摩盛世”。 他們把目光集中到阿約提亞。 1986年2月，在“世界印度教徒大會”的一再要求下，法院同意重開巴卑爾清真寺。 於是“世界印度教徒大會”等教派組織便向全國募集建築材料，揚言重建羅摩廟。 1989年11月，在印度人民黨支持下，“世界印度教徒大會”在有爭議的地點為羅摩廟奠基。 拉·甘地政府制止建廟。 為此，國大黨在大選中失利。 1990年，“國民志願服務團”、“世界印度教徒大會”等組織再次宣佈建廟。 9月，印度人民黨領導人阿德瓦尼（現任印度政府副總理）​​舉行“戰車遊行”，號召人們到阿約提亞參加建廟義務勞動。 遊行在各地引起教派狂熱，流血衝突不斷。 23日，維·普·辛格政府下令終止遊行，逮捕阿德瓦尼，鎮壓參加義務勞動者。 為此，辛格政府垮台。 1991年9月，拉奧政府提出製定“宗教場所法”的議案被議會通過，規定所有宗教場所都要保持1947年印度獨立時的狀況。 1992年7月，“世界印度教徒大會”組織數万人參加建廟義務勞動。 10月，印度人民黨號召志願服務人員於12月6日到阿約提亞正式建廟。 同日，清真寺被一批印度教極端分子強行拆毀，引起全國范圍的騷亂和仇殺，僅數月，1500多人死於非命，數千人受傷，數万人逃離家園。 1993年1月，拉奧政府決定由中央徵用阿約提亞有爭議土地約68公頃。 2月，拉奧建議擱置寺廟之爭，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寺廟之爭暫告段落。

flora2

1996年，在寺廟之爭中發蹟的印度人民黨躍升為議會第一大黨，並於1998年上台執政，瓦杰帕伊任總理。 執政的印度人民黨首先致力於發展核武器，以引起國際社會重視，增加國民凝聚力，淡化教派衝突。 但“世界印度教徒大會”、“國民志願服務團”等教派組織一面支持印度人民黨執政，一面又不時指責瓦杰帕伊政府的“背叛”，一直在進行建廟的輿論宣傳和籌備活動。

2001年1月，“恭卜梅拉”（印度教徒12年一度的大廟會）在北方邦阿拉哈巴德市兩河匯流處舉行，數百萬人從全國乃至世界各地趕來沐浴。 其間，印度教各派首領雲集，教派組織趁機將擬建的羅摩廟模型拿來展示，並宣布2002年3月15日建廟。 此後一年多，建廟呼聲甚囂塵上，各種準備活動緊鑼密鼓。

由此可得出三點結論：第一，今年二三月間的教派衝突有其歷史根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紀穆斯林統治時期。 第二，印度獨立前後的印穆衝突也為此後的衝突埋下了禍根。 第三，此次沖突是90年代初期寺廟之爭的延續，而寺廟之爭則是此次沖突的直接原因。

2、間接原因——利益之爭

印度獨立以後，以尼赫魯為代表的社會精英們一直為實現世界大國的夢想而奮鬥。 但印度是個盛行宗教的國家，教派矛盾成為阻礙實現這一夢想的巨大障礙。 為此，印度憲法規定印度實行非宗教（世俗主義）政治。 但執行起來卻步履維艱。

印巴分治之後，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形成兩大利益集團，而且絕對數量都很大。 進入80年代以後，雙方的利益競爭加劇。 事實上，穆斯林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處於落後地位，無論是在議會的席位還是在擔任公職的人數方面，都遠低於其人口比例。 穆斯林抱怨他們的處境不如印度教徒，但許多印度教徒卻認為，政府給了穆斯林太多的優惠政策和太多的資源。 一些印度教徒認為，穆斯林人口增加過快，搶占了資源；他們不計劃生育，使印度穆斯林數量比巴基斯坦的總人口還多。 更有學者指出：印巴分治​​以後，巴基斯坦一側成立的是穆斯林國家，如果當時印度成立一個印度教國家也無可厚非，但印度沒有那樣做；如今印度的穆斯林提出今後的發展問題，也應看看普通印度人的情況，他們同樣貧困、無文化和缺少基本生活福利。 很清楚，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兩大社會集團的確有政治和經濟利益的競爭，作為少數人集團處於弱勢也屬正常，對此有不同看法也不奇怪。 問題是，經濟利益之爭並不一定直接導致教派衝突，事實上也沒有因此導致大規模教派衝突。 之所以說教派衝突與兩大社會集團的經濟利益有關，是因為經濟地位的差距必然的心理上造成不滿和隔閡。 相比之下，教派衝突倒與政治利益的關係更大。

因此，政黨利用教派衝突，甚至縱容、製造教派衝突，使教派主義政治化才是問題的關鍵。 正如一位印度學者所說，“回顧一下我們過去八九年的政治狀況可知，任何事件都與此事[3]有某種聯繫，它像鬼魂一樣追隨著我們。

flora2

眾所周知，80年代以後，國大黨的政策有時偏離世俗主義原則，而印度人民黨的崛起更是教派主義的產物。 在政治家們看來，最重要的原則不是國家利益和人民幸福，而是能否最大限度地拉到選票，能否上台執政。 這就使教派主義不可避免地與政治緊密結合在一起，彼此利用，相互牽制，難解難分。

事實上，每到敏感日，如12月6日，印度總有一些地方舉行遊行或集會，一些印度教徒是慶祝1992年這一天摧毀了巴卑爾清真寺的勝利，部分穆斯林則是抗議和譴責這一事件，這就難免發生摩擦和衝突。 而同時印度國會正好在此期間開會，各政黨也為此展開鬥爭。 例如，2000年12月初，以國大黨為首的反對黨利用阿約提亞事件向執政黨發難，要求三名政府部長（即當時的內政部長阿德瓦尼、人力資源發展部長喬希和體育部長烏瑪）辭職，說他們都是阿約提亞事件“罪惡陰謀”的積極參與者。 印度政壇一時間波瀾乍起。 12月6日，為回擊反對黨的指責，瓦杰帕伊在國會上說，“阿約提亞的羅摩廟是國民精神的象徵，現在就應當實現它。”此言一出，立即遭到反對黨的強烈譴責和批駁，輿論為之嘩然，國會被迫休會[5]。 2001年的12月初，幾乎是同樣一幕再次在國會上演，政壇再起波瀾，輿論又是一片大嘩。 有趣的是，國大黨一方面指責政府當局，另一方面又表示支持建廟。 2001年3月國大黨第81次代表大會的文件中就曾寫道，“國大黨從來不反對在阿約提亞建立羅摩廟，而只是反對毀掉巴卑爾清真寺建廟。” [6]態度含糊。 印度人民黨的首腦則積極支持建廟，體育部長烏瑪甚至曾強硬地表示，“羅摩廟就是要建立在清真寺原址上”。 [7]印度教教派組織因此而氣焰囂張，揚言要在2002年3月12日以前“清除一切建廟障礙”。 於是，一場災難已經不可避免了。

由此可見，政治派系和宗教派系糾纏在一起，大家都打著國家利益的旗號，而究竟是誰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已經無法辨別了。 然而，政治利益之爭也不是教派衝突的根本原因，即使沒有政治家們插手，教派衝突也會發生。 只是政治派別的干預使衝突更加激​​烈、更加血腥、更加複雜而已。 但問題是，只要政治力量干預，就一定會得手，幾乎是百發百中。 原因在哪裡，在人們頭腦的深層，在人們的信仰之中。

3、深層原因——信仰之爭

信仰之爭也可以說是文化之爭。 印度文化的最大特徵就是它的多元性和宗教性，而這兩者之間又有著內在的聯繫和一致性。 因此，印度文化可以說是多元文化，也可以說是多信仰文化。 多元文化的形成必然經過一個漫長而痛苦的整合過程。 當多元文化格局形成以後，會出現一個相對和諧的時期。 在此期間，主流文化與非主流文化各自發展，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保持著相對的平衡。 在印度，印度教文化和伊斯蘭文化的關係就是主流文化與非主流文化的關係。 從穆斯林進入印度起到印度獨立前的一千多年間，印度文化在不斷的整合中出現過一些相對平衡、和諧的時期。 但一旦出現逆流，這種平衡和和諧就會被打破，就會出現全國規模的流血衝突。 上一次全國性衝突發生在1947年印度獨立前夕，逆流是英國殖民主義者的“分而治之”陰謀。 獨立後，印度文化又出現了一個相對平衡和和諧的時期，直到80年代末。 由於出現了逆流，導致失衡，導致1990到1992年的全國性流血衝突，並一直延續到2002年。 那麼，導致這次沖突的逆流是什麼？ 是教派主義在印度的發展。

在早期的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中，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還能夠團結合作，一致對外。 但到了20世紀初期，一部分穆斯林考慮到兩大社會集團在信仰上、習俗上和利益上的差異，提出成立自己的組織。 1906年，他們脫離國大黨，成立了“全印穆斯林聯盟”，這是印度穆斯林的第一個教派組織。 1915年和1925年，印度教教派組織“印度教大齋會”和“國民志願服務團”也相繼成立。 嗣後，雙方各自提出建立本宗教國家的理論，為印巴分治打下了理論基礎，也為英國人分而治之陰謀的實施鋪平了道路。

印度教教派主義從那時發展起來，並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論，主要是強調“印度教特性”和“建立印度教國家”。 他們的矛頭主要指向穆斯林。 印度獨立以後，教派主義受到遏制。 但70年代以後，國際上伊斯蘭教民族主義和原教旨主義的發展刺激了印度的教派主義，使印度教民族主義思潮於80年代迅速在印度各地蔓延，印穆間的矛盾加劇。 [8]當然，導致印穆矛盾加劇的不僅是印度教教派主義，還有穆斯林的教派主義。

導致印度教派​​衝突的原因很多，不能簡單地看作是利益之爭。 我們還應當從宗教本身的特點中尋找原因。

首先，宗教具有排他性。 不管是印度教還是伊斯蘭教，都具有排他性。 人們曾試圖創立一種包容所有宗教、所有神明的宗教，或者叫做“世界宗教”，如印度莫臥兒皇帝阿克巴所做的那樣，但事實證明是行不通的，是無法普及的，至少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是不可能做到的。 宗教的排他性決定了本宗教的信徒對異教徒的不信任、不認同。 這是從總體上說的，不排除一些不同宗教信徒和睦相處，甚至生活在一起。 但在涉及宗教問題時，他們之間必然是涇渭分明的。 而這種排他性在伊斯蘭教身上表現得尤其突出，這也是當今伊斯蘭教在世界各地成為政治熱點、製造出很多轟動效應的原因之一。

flora2

其次，宗教作為一種信仰，具有極大的精神潛能。 尤其是達到痴迷境地以後，會出現舍生忘死的現象，也會出現喪失理智的狂熱現象。 宗教不等於迷信，但宗教又離不開迷信。 執迷不悟，狂熱與執著使宗教創下了許多人間奇蹟，也製造了許多駭人聽聞的事件。 正派的會捨身求法，捨身佈道，執著於科學和藝術；邪惡的會危害社會，危害他人，至死不知悔改。 他們為了信仰可以不顧生命，就更不把物質利益放在心上。 無疑，印度教和伊斯蘭教中都有這種人。 還應看到，恐怖主義是這種宗教狂熱的伴生物。 由於教派主義的蔓延，恐怖主義也在印度盛行。 聖雄甘地、英·甘地和拉·甘地之死可以為證。

三、前景預測

基於對上述原因的分析，我們可以對今後印度教派衝突作以下兩點預測。

1、印度今後依然會發生教派衝突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造成今年二三月間教派衝突的原因和理由還繼續存在，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甚至許多問題很難得到解決。

第一，阿約提亞寺廟問題只是被暫時擱置起來，將來必然還要被提出來。 尤其是這次事件發生以後，許多人喪生，許多人受傷，許多人無家可歸，勢必在一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心中埋下仇恨的種子。 由於仇恨情緒的存在，將來即使不在寺廟問題上遇到爭執，在別的問題上也隨時有可能引發衝突，更何況寺廟之爭已經成為兩派心中的不解情結，與一系列歷史積怨相聯繫。

第二，國際背景不利於消除教派衝突。 印巴關係緊張，尤其是克什米爾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不僅使印巴關係不可能得到徹底改善，而且必定要影響印度內地的印穆關係。 克什米爾的恐怖活動接連不斷，十分猖獗，有時會蔓延到內地。 印度一方認定這些都是在巴基斯坦政府指使或縱容下出現的，巴基斯坦一方則予以否認。 但無論如何，印巴關係的現狀和近期走向，都會使一些極端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保持甚至增加偏見和抵觸情緒，這種情緒會使教派衝突隨時發生。

第三，也是最主要的，是印度社會的現實決定了教派衝突的不可避免。

首先是政治因素。 印度憲法雖然規定實行世俗政治，但同時也規定實行議會民主。 這在印度的政治生活中就形成了一對矛盾。 一方面是世俗主義的製約，另一方面則是現實生活中不同宗教派別的普遍存在。 在印度，所謂議會民主並不直接體現為人民當家作主，而是最先表現為黨派競爭。 黨派競爭的資本是民眾集團的支持，就是選票。 現在的問題是，在印度大大小小的政黨中，有一些是教派色彩較濃的，它們必須代表教派的意志，而那些教派色彩不濃的，也不能忽視教派的利益。 這一內在矛盾決定了今後印度政治中政黨和教派的關係，政黨不可能停止對教派的利用，教派也不可能不通過政黨去維護自身的利益。

其次是經濟因素。 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印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衝擊，但與一些國家相比，對印度的衝擊似乎不那麼猛烈。 原因是印度人的社會生活中也存在著一對矛盾，一方面要推進現代化，大力發展經濟，提高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對宗教教義的維護，滿足於對圓滿精神境界的追求。 儘管有一部分人譴責現代化帶來的一系列弊端，但現代化的歷史趨勢是無法抗拒的。 人們對物質的追求明顯在日益增強，年輕人甚於老年人，城市人甚於農村人。 而印度這樣的人口大國在推進現代化過程中，物質利益是與資源的佔有緊密相連的。 如前所說，印穆為資源的抱怨和不滿已非一日，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這一矛盾只會更加突出。

再次是社會因素。 印度的教派矛盾與社會分層關係密切。 每次暴力衝突的主力都是社會下層，這是因為他們沒有文化、頭腦簡單，容易受到蠱惑，又不懂法律；大多數受害者也是社會下層，是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因為他們最缺少保護。 因此，迅速提高全民族的教育水平，盡快提高社會福利，對社會穩定有好處，但目前印度所做的還遠遠不夠。 還應看到，在現代化進程中，印度中產階級的隊伍在日益壯大。 中產階級是印度經濟改革的主要受益者，也是改革的主要推動者。 而恰恰在這批人中，教派主義的流毒也最深最重。 他們一般不直接參與暴力活動，但他們中的一些人是教派主義的宣傳鼓動者，暴力衝突的挑唆煽動者，甚至是策劃指揮者。

最後是文化因素。 作為印度主流文化的印度教文化，歷來存在著包容性，有如海納百川。 因此印度教文化本身也是多元的，五花八門，無所不有，其中也存在著許多矛盾對立的觀念。 其主要傾向是好的，但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它既有開放性又有封閉性，既有寬容大度的一面又有狹隘保守的一面，既宣揚非暴力又宣揚暴力，精華與糟粕並存，善良與邪惡同在。 目前的印度教文化顯然不能適應現代化的要求，亟需出現有作為的思想家和宗教改革家來去粗取精、祛邪揚正，這是時代的呼喚。 但目前這樣的思想家和宗教改革家並沒有出現。 即使出現了，人們觀念的改變也還需要一個過程。 狹隘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近年來一直受到有識之士的批判，但聲單力薄，尚不足以動搖其根基而使民眾達成共識。 印度的穆斯林也是一樣，絕大多數人忠厚淳樸，和藹善良。 但也總有少數人受到外部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影響，人在曹營心在漢，崇尚武力，敵視異教，是潛在的危險。 總之，在印度的特殊環境中，要消除一些人的無知，難；要消除存在於某些人頭腦中的教派主義惡魔，更難。

2、短期內不會有大規模衝突發生

今後，印度仍然會發生教派衝突，這是可以肯定的。 但短期內不會有大規模的衝突爆發，這也是可以肯定的。

flora2

理由有三：

第一，法律的作用。 印度憲法對世俗主義的規定沒有改變，儘管各政黨在執行中有時出現偏差，儘管有人反對，但這個原則還沒有被動搖。 這是製止教派衝突的強大武器。 有兩件事情很說明問題。 一是印度人民院於3月18日通過了反恐怖法案，對恐怖主義者做出法律界定：“在人民中引起驚恐，威脅印度的團結統一的任何人都是恐怖主義者。”[9]為法律的執行提供了依據，並把教派衝突納入反恐怖鬥爭。 二是今年印度總統改選，新總統阿卜杜拉·卡拉姆博士為穆斯林。 這對緩和印穆矛盾有好處，同時也證明了憲法的威嚴。

第二、印度現政府比較強硬比較有威信。 在這次事件發生後，儘管執政黨被指責為有教派主義傾向，一些內閣官員也曾被職責為當年毀寺事件的參與者，但總體看印度政府對這次事件態度比較明確而堅決，措施也比較果斷得力，尤其是不惜派重兵開槍鎮壓暴徒和預先防範3月15日可能發生的一切。 瓦杰帕伊總理及時發表講話，號召人們保持克制和冷靜，並及時會見教派首腦，動用法律武器等。 結果是比較及時地控制住局面，沒有使這一沖突蔓延到全國。 這屆政府的作為與90年代初期的情況相比形成明顯的對照。

第三、多數人的意志。 事件發生，遭到所有有良知有理性人的反對，印度輿論也給予強烈的譴責，充分反映了人民反對恐怖、暴力，希望安定團結的意志。 特別是在經過了90年代初期和這次沖突之後，印度人民會進一步成熟起來，這是避免大規模暴力衝突的重要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