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現場，“九一八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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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現場，“九一八事變”時，真正能左右東北局勢的國際因素是控制中東鐵路的蘇聯。斯大林由於情報缺失而完全錯判形勢，致使整個遠東格局產生劇變。在處理中國對日抗戰的問題上，蘇聯的外交策略基本上也大致遵循相似的套路，它從1937年到1941年的種種反复，或已能從“九一八事變”前後看出端倪。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關東軍虎石台守備隊柳條湖分遣隊在瀋陽以北的柳條湖南滿鐵路段引爆事先安放的炸藥。緊接著，關東軍立刻聲稱這是東北軍所為，隨即開始進攻北大營。深刻影響中國近代史與遠東政治格局的“九一八事變”由此爆發。

　　事變之初，舉世震驚。無論張學良、蔣介石，還是國內外各方面都根本沒有料到關東軍會採取如此赤裸裸的軍事行動，主動製造事端，挑起戰事。圍繞“不抵抗主義”的考證向來是“九一八”研究的核心問題，論及事變前後的外交情勢則多關注日本政府的政策經緯或國聯考察團的始末。然而，回溯歷史現場，當時真正能左右東北局勢的國際因素卻是控制中東鐵路的蘇聯。

自沙俄時代起，中國東北便是日俄相互爭奪的“主戰場”。 “十月革命”後，蘇聯在“北滿”繼承了沙俄的大量利益，尤以中東鐵路為代表。布哈林在倒台前，就將中東鐵路比喻為蘇聯插入中國的“革命手指”。在外界眼中，斯大林治下的蘇聯似乎從不會輕易放棄在中國東北的既得利益。 1929年初，法國外交部官員便告誡顧維鈞，“蘇俄的現有實力，在遠東特別是滿洲製造任何出人意料的局勢都是卓有餘裕的”，所以“如果莫斯科由於受任何刺激而被迫行動的話，它是會毫不遲疑地做出明確有力的反應”。之後發生的事實完全印證了法國人的判斷——蘇聯果然依靠強大的軍事力量在“中東路事件”中教訓了敢於莽撞挑戰的張學良。日軍開啟戰端后，世人其實都在關心斯大林究竟會如何應對東北的重大變局。當時輿論普遍認為蘇聯即便只是擺出強硬的外交姿態，日軍行動也必受其牽制，東北走向將變得難以預料。於是，事變後數日間，國內外輿論均不約而同地揣度起蘇聯的態度。

9月21日，《民國日報》報導：“道里亞蘇俄軍已開始行動，顯欲增固邊防。”次日，《申報》與《中央日報》報載：“俄將進兵東路，藉口華軍無力護路”、“日軍暴行未已，俄聲言進兵。”之後數日，蘇軍增兵中蘇邊境的傳聞隨之甚囂塵上，各大報紙更是積極渲染此氣氛。 《大公報》就披露，“俄外長正式通知日本大使：蘇聯對日本向中東路繼續進兵，已不能再取旁觀態度。”海外媒體如《紐約時報》亦關注莫斯科動向，同樣認為蘇軍隨時可能介入衝突，諸如“蘇聯威脅將在滿洲採取行動”、“蘇俄派遣武裝人員支持奉系抵抗日人侵犯”這樣的報導不時出現在版面上。

日軍攻占瀋陽後，蘇聯時任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確實高調對外宣稱：“此次中日沖突為不可避免之事”，並強調：日本的軍事行動並非只針對中國，其主要目標乃是蘇聯；蘇聯在遠東地區已進行了長達三年的軍事準備，完全有能力應付任何邊境事端。駐紮哈爾濱的蘇聯外交人員私下對奉張官僚表示：“在事件擴大時即以武力解決，中東路防範嚴密日人無逞能餘地。”（王瑞華為報中東路理事會就日本出兵東北與蘇聯重要人物談話內容致張惠景電，1931年9月23日）事實上，雖然關東軍能在奉軍“不抵抗”的情況下迅速攻占東北大片地區，但在事變之初仍非常顧忌蘇聯的反應。

日軍參謀本部多次告誡前線部隊：作戰時不要利用中東鐵路，避免刺激蘇軍導致其進行干預。得知日軍暫停向哈爾濱進軍並通知蘇聯其行動限於南滿東蒙的消息後，遠在南京的蔣介石便在日記中認定此為“俄外委李維諾夫向日本大使作口頭警告之結果” 。美國駐長春總領事在給國務院報告中亦指出，如果日軍佔領寬城子後，繼續向北推進，則必將會嚴重刺激蘇聯而迫使其乾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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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蘇聯的外交退讓並沒有換來日本人的合作，相反卻更進一步刺激關東軍的野心。當時之情景，即便是日本政府恐也無法完全掌控關東軍在前線的行動，難以貫徹其政治決策。剛上台的犬養毅內閣，曾遣密使赴華討論和談事宜，並告誡軍方不應盲目冒進惹來蘇聯干涉。然而，當日本政府發現包括蘇聯無意制衡日方行動時，便再沒有理由去約束關東軍的擅自行動。在徹底控制東北後，日軍立刻開始大舉增兵，繼而打破了日蘇在遠東的軍力平衡。與之相對，由於錯失時機，莫斯科在此期間卻幾乎沒有向遠東增援一兵一卒。

隨著“滿洲國”的正式成立，斯大林方才逐步意識到放任日本在東北行動的嚴重後果。如果說蘇聯此前對日方行動的姑息主要是為避免其成為列強的眾矢之的，那麼在此之後蘇聯的退讓則是迫於東北地區的既成事實，之後售賣中東路已是無可奈何的“割肉”之舉。 1932年底，時任德國駐日本大使馮·狄克森在談及中東路售賣問題時就如此評論：蘇聯寧願承受外交不利，即激怒中國、美國、英國等各方，也要擺脫日本日益強大的軍事壓力。

“九一八事變”的結果與斯大林先前的預測大相徑庭：關東軍對張學良的打擊既未重複“中東路事件”的模式，日本肆無忌憚的侵略也未擴大為世界範圍的國際大戰，列強之間當然更不存在一個直接針對蘇聯共產主義的軍事包圍網。日本徹底佔領中國東北後，蘇聯則必須為這些誤判付出政治與外交的代價，繼而喪失在遠東的戰略主動權。從主動選擇“不干預政策”蛻變為被迫放棄在中國東北的利益，客觀上也加快了日本對華侵略的節奏。

多年以後，類似的一幕同樣在西方上演了一遍。 1939年之前，推崇實用主義的斯大林為應付納粹德國的崛起，一直奉行與西方國家合作的集體安全策略。但是，當斯大林認為集體安全難以切實保障蘇聯免遭戰爭威脅時，便又斷然向德國搖動橄欖枝，最終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而在處理中國對日抗戰的問題上，蘇聯的外交策略基本上也大致遵循相似的套路。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蘇聯曾首先向中國提供大量軍事援助，卻又在1941年與日本正式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此間的種種反复或已能從“九一八事變”前後看出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