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e Jacobs在其城市經濟學的著作中認為一個城市若能提供更多空間,容許各行各業百花齊放,則能令整個市場體系更具彈性、靈活性和具可持續性,更容易抵禦外部環境的波動變遷。新加坡的小販行業正擁有分擔經濟風險的能力,而新加坡亦有意以小販經濟成為基層經濟的主要支柱,反之香港卻對社區經濟極盡打壓之能事,街坊小店、小販幾無立錐之地,正中Jacobs所說「當城市宥於過去的成功經驗,既有產業取得規模和制度上的優勢,卻甚至會刻意阻撓創新調整的進程」,成為延續良性發展循環的最大阻力。
雅布絲(Jane Jacobs)是城市研究史上無人不識的名字,她1961年的著作《美國偉大城市的生與死》,隻手扭轉了紐約的規劃和城市的命運,但她對城市經濟學的特殊貢獻,即使在美國亦鮮有被提及。(註1)作為經濟學的門外漢,她在《The Economy of Cities》(1969)和《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1984)兩書中,提出城市作為經濟發展動力的理論,對後來諾貝爾奬得主Robert Lucas亦影響至深。Jacobs的主要論點是,當城市經濟達至一定規模和多樣性後,便會迸發出無窮創意和孕育無數中小企業,開啟新興產業和新產品的發展空間;相反當城市宥於過去的成功經驗,既有產業取得規模和制度上的優勢,卻甚至會刻意阻撓創新調整的進程。(註2)
早於1969年,雅布絲已提出「富人的尷尬」(embarrassment of riches)的獨特見解,指城市達到一定的發展水平後,已經累積了大量財富,卻無法找到(更確切應是刻意排斥)新的投資機會。財富唯有用於大量炫燿性和形式化的事情上,包括進口一些昂貴但沒用的產品,推動一沒有社會效益的基建項目,又或利用大筆公帑投入救濟工作,但就是不願把資金投放在創新和新興產業──尤其是那些低層社會成員主催的新業務之上。最終資金作為一種生產元素,只能出口到別的地方進行投資,原來的城市則進入停滯不前的狀態,那亦是this city is dying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