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為光陰不虛度

金明

  不為驚世，只為光陰不虛度
發表日期: 星期四, 2014-06-26 發表


新商報記者李媛媛專訪作家鍾偉民

編者按：感謝《新商報》與記者李媛媛提供訪問文稿

訪問日期：2014年06月21日 星期六

《如何處理仇人的骨灰》收入了165篇專欄文章。這些文章形散神不散，包羅萬象。中國香港著名專欄作家鍾偉民將社會中所有的荒誕事和所有荒謬的小人，都當做自己的仇人，用文字消滅他們，用筆將他們的骨灰清掃。
  讀香港著名專欄作家、《雪狼湖》作者鍾偉民的專欄文章有種酣暢淋漓，隨其思緒任意飛舞的快感。在他的口誅筆伐中，你可以將心中的不平之氣宣洩而出。藉由他專欄文章集結而出版的內地版隨筆集《如何處理仇人的骨灰》上市之際，記者通過電子郵件採訪了鍾偉民。當記者談及，如果古時有錢有閒、沒有生存壓力的出身士大夫家族的人才能十年完成一部小說，而現代人沒有這樣的條件，所以寫不出驚世之作時，鍾偉民給予了否定的答案。他說，“我們這個時代，有好多富裕的閒人， 但也未必有能力耗上十年八載去經營一部小說，都寧願去經營一家公司。我用寫作的十分之一心力，經營過一家商店，盈利就遠比寫作可觀。現代人都聰明，有條件都不會做這等賠本的傻事。我有條件，但不夠'聰明'，所以還願意躲起來，費時經年寫嚴謹的大書，不為'驚世'，只為了光陰不虛度、不白活。”

  詩人並不比一個好廚子高貴

  記者：在書的引言中，你寫道這次出內地版散文集，“六合歸一，得有取捨，得再一次去蕪；原來蕪，是去不盡的。”在此，你如何定義“蕪”的概念？

  鍾偉民：我看寫作看得很簡單，寫作就是“造好一個句子”。好句子越多，詩就越好看，散文就越好看，小說就越好看。我天天在學造句，天天在進步，進步了，回望都是“蕪”。我寫得慢，幾年寫一部小說，寫完了，總誇自己：“這東西真不是人寫的！”再看，就惱火，就罵：“寫這東西的真不是人！”我長進了，沒過幾天，就能修改舊作了。不長進的濫竽，才最怕人看出他的“蕪”，努力為這個“蕪”辯護，找豆腐渣理論基礎，像屎殼郎死命捍衛自己的糞球。我看到自己寫了一個蠢句子，是既怒，且喜，喜的是又上層樓了，興之所致，可以向樓下賣假貨的潑冷水，或者澆開水了。

  記者：看你的文章，有了幾年來少有的暢快之感，驚嘆於你還有如此豐富的想像力。在內地，朦朧派詩人的代表人之一梁小斌曾說過，只有詩人才有取之不盡的想像力。如今，隨著詩越來越走向更窄眾，我們很難再看到充滿想像力的文學作品。同為詩人，你贊同他的觀點嗎？你又如何看詩歌未來的發展軌跡？

  鍾偉民：一個句子造不好，寫不來散文，寫不出小說，卻可以寫“新詩”。詩這一個文類，是最多濫竽的。那樣的詩人，滿眼皆是，閒來就為“詩人”這個身份貼金，忙不迭認同哈哈鏡裡發光的自己。詩，在這些“詩人”手上，只有淪落，沒有什麼“發展軌跡”。詩歌，對我來說，跟散文、小說、戲劇一樣，只是一種文學體裁，我因內容不同，選擇不同的體裁。我從不認為，也不覺得，詩人比散文家、小說家，甚至比一個好廚子高貴。科學家、物理學家、天文學家、畫家等，都有“取之不盡的想像力”。詩人有些有想像力，有些沒有想像力；有想像力，有見地的好詩人極少，值得尊重；大部分濫竽，不僅沒想像力，也沒財力魅力魄力，鎮日胡言亂語，不必當一回事。

  愛情不變成文學，會更短暫

  記者：你說到自己已經年過知命，這使我有所思，採訪過不少學者和作家，其中很多人都會說，到了這個年齡，他們會嚮往一種平淡的回歸。這是只有在這個年齡才會有的境界嗎？

  鍾偉民：我說“年過知命”只是說了一項事實，有點無奈，感覺就好像：“頭盤沒吃完，怎麼就來甜點了？這不是要我提早買單嗎？”但我根本不知道“知命”之後會有什麼境界，或者，該追求什麼境界。我要求寫作“不重複”，最好每一本書，都像另一個人寫的，都有一種新的寫作風格，要像一個好演員，演什麼像什麼。我不講風格，講變化，講嚴謹，這也是為了進步。一個作家的進步，才是對讀者最好的回報。

  記者：書中選了你很多篇有關愛情的文章，哪一篇最能代表你對於愛情與婚姻的觀點？

  鍾偉民：我寫過不少涉及愛情的詩文，想法大同小異。現實，有時候比小說曲折，比傷感的故事要傷感，但到底不能像小說、像散文、像詩那樣，寫得不好，就當那是草稿，刪削了潤飾了，換一個碼頭，離合悲喜，就可以撕毀重來。現實裡，兩個人相處，處得好，就處著；處不好，就分開；處不好又分不開，只得交給時間。時間未必什麼都能辦妥，但一定能辦完；時間不能解決問題，但終有一天，取消了問題。生命很短暫，愛情不變成文學，會更短暫。

  讀舊報，體會什麼叫過眼雲煙

  記者：在《拒絕不快樂》一文的結尾，你給快樂下了一個定義，“拒絕不快樂”，這兩者可以畫等號嗎？ “拒絕”是否也是一種痛苦？因為痛苦所以才會拒絕，但痛苦依然存在，不因拒絕而變得快樂。不是嗎？

  鍾偉民：“拒絕”就是對揪心的事噁心的人說不。重點在一個“不”字，可以不做、不聽、不看。留下餘地，去學習，去做賞心稱意的。快樂，不是追尋，是拒絕。孤獨，讓愛聒噪愛囂鬧的妄人，界定為負面的詞兒，但人，最好學會享受孤獨。快樂，不一定要以大笑、傻笑、狂笑這種種怪相來展現，內心安穩，寧靜就好。要知道拒絕什麼，首先要知道自己需要什麼，要哪一門子的“快樂”。

  記者：你說自己是從不嫉妒他人的人，如何做到的？

  鍾偉民：我也不是完全不嫉妒，只是那嫉妒總一閃而過。我六七年前在澳門開石頭店，報販天天送來報紙，都沒看。過了兩年，發現那齊人高的一摞報紙，棄掉可惜，就翻著，天天翻一份兩年前的舊報。讀舊報，最大的收穫是發現紅極一時的頭條人物，之後就不紅了，蔫了。煞有介事的頭等大事，一年兩年過去，變芥子般的小事了。有什麼事，有什麼人可以嫉妒的？你試試這樣讀舊報紙，讀上一年，準能體會什麼叫過眼雲煙。

  大儒太多，沒人掃街也不好

  記者：看《暴龍》一文的結尾，暴龍用創作，去克服海一樣深、海一樣藍的哀傷。 “雕琢和打磨，是一輩子的事。”有些作家在寫了巔峰之作後，都遭遇了寫作瓶頸。可是，看過你寫的這個故事，我倒有另一番感悟，其實所謂瓶頸並不存在，只要這個事業終其一生，就是一直在突破。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確？

  鍾偉民：是的。我總愛在小說裡透露一點“創作觀”。文學，沒有所謂的“順其自然”，創作，必須不斷“雕琢和打磨”，磨到讀者覺得這作品，非常“自然”。認真，踏實，天天下死功夫細功夫，看看人家怎麼摳詞兒，想想自家怎麼修煉篇章，一輩子在紮根基，在進步，根本就沒有“寫作瓶頸”這事兒。學生沒有瓶頸，只有 進步的快樂。一條爬蟲，讓人提起來，當氣球吹脹了，自覺是“大師”了，是“泰斗”了，一提筆就催眠自己：“我大師要寫大作了……”大作寫不出，這才會遇上“瓶頸”。就算真遇上瓶頸，也沒什麼大不了的，才盡了，學門粗淺手藝，到街上賣烤白薯、炒板栗就是了。

  記者：近年來，很多高校的教授們執著於職稱的評定，而將學術的精進放在一邊的現象並不少見，這對於進入高校求知的學生而言是一種極大的悲哀。你在《說退》一文中，也有相關論述。那麼，在你看來，要想成為真正的大儒，目前是否只能依靠自學？

  鍾偉民：際遇很要緊，不一定在學校，在哪裡都會遇上良師，或者騙棍。對高校高考，我其實不了解；我了解的，只是“悲哀”。對於真正要“求知”的學生來說， 悲哀的確是太多了。歪風、陋習、愚行、畸型的製度浸漚出來的教授，滋生出來的學者，他們“培育”的下一代，會是什麼樣的東西？當一個學生思考自己的處境， 悲哀就漫過來了，風景就變了。當然，好多學生不會思考這回事，也未必有思考的能力。慢工出細活兒，急功近利，跟求知、求真、求美，往往是抵觸的。自學，知道怎麼學，不斷地學，不一定能發財，但能長智慧、長自尊。怎樣能成為大儒？我不知道，大儒太多了沒人掃街通渠也不好。一個蘿蔔一個坑，做學問，做餡餅，都得講正心，講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