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叶锡恩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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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叶锡恩，大紫荆勋贤，CBE（英语：Elsie Hume Elliot Tu，音译：爱尔西·胡姆·艾略特·杜，1913年6月2日－2015年12月8日[1]）



1946年與威廉·艾略特（William（"Bill"）Elliot）結婚，1948年夫婦二人被普利茅斯弟兄會派往中國江西省南昌傳教。
1951年教會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驅逐，夫婦二人前往香港，同一時期，她因為不能認同丈夫所屬的普利茅斯弟兄會的理念和看法，與Elloit離婚，離開了教會。
1954年遇見了杜學魁，兩人​​創立慕光英文書院，為1950年代的香港市民提供教育。
1963年至1995年，葉錫恩出任香港市政局議員。經常與殖民地政府對抗，在她眼中認為香港殖民地時期很多不公地方，她利用傳媒的壓力逼使殖民地政府正視當時各政府部門日益嚴重的貪污問題；並且為社會基層爭取權益[2]。
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期間，香港人口急劇增加，人口的增加產生不同的社會、民生問題，1971年，麥理浩上任為港督之後，在社會民生上作出連串革新，對教育、醫療、廉政等各方面皆作出重大的改善，部分原因便是對1960年代兩次暴動的回應。 1974年，英國殖民地政府成立了香港廉政專員公署，令貪污問題逐漸絕跡香港。
1985年，年屆72歲的葉錫恩與杜學魁結婚，並改名為杜葉錫恩。 1988年至19​​95年，她曾是立法局市政局功能界別議員，亦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委任為港事顧問。
1995年3月5日，司徒華與杜葉錫恩競爭市政局觀塘北議席。票站外，杜葉錫恩因為不認同民主派的立場而拒絕與司徒華握手。最後杜葉錫恩得6,778票，42.3％得票落選。由於司徒華勝出與杜葉錫恩的選舉，杜葉錫恩失去循市政局界別進入立法局的途徑，遂參與立法局直選，二人在九龍東選區再次對決，最後杜葉錫恩得到23,855票，以五千多票的差距落選。
1997年至1998年，獲委任為臨時立法會議員，在深圳及香港出席會議，直到1998年香港立法會選舉，她不再連任，並從此引退。 1997年獲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授予大紫荊勳章（GBM），成為香港首批大紫荊勳章得主之一。
2001年12月，杜學魁病逝。
2002年12月9日，杜葉錫恩發表公開信支持《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指條例比美國和新加坡寬鬆[3]。
2007年11月，杜葉錫恩公開支持葉劉淑儀參加立法會港島選區補選，並讚揚她正直誠懇[4][5]。同年12月，杜葉錫恩不但批評剛剛當選為立法會議員的陳方安生對民生一竅不通，也批評她出任布政司和政務司司長期間對教育不聞不問；杜葉錫恩更力斥她在出任社會福利署署長期間便應掌握到基層市民的苦況，而不應在參選立法會時才了解到基層市民的苦況。
2012年淡出政壇多年的杜葉錫恩談國教爭議，她表示看過國教課程指引的綱領，看不到有“洗腦”的地方，直指反對者態度才是“獨裁主義”的根本，無法容讓異己，呼籲港人體現民主、包容多元意見。
杜葉錫恩健康一直無大問題，亦沒患高血壓或心髒病[8]。直至2015年10月，她健康開始轉差[8]。同年12月7日，因身體不適入住觀塘基督教聯合醫院[9]。翌晨9時35分因肺部感染及年老機能衰退病逝[8]，終年10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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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離基要派基督教（作者：杜葉錫恩）

我們無法知道其他人的思想和感情，也無法知道我們在年青的時候，是否都曾經歷過相似的心智過程和思想發展。
回顧我最早的童年時期，我想我的第一印象部分來自一位主日學導師，她上課時教導我們，無論我們在做甚麼、想甚麼，神都在看著、聽著；我們在做每一件事之 前，都應先停下來聆聽神，祂會指引我們那是對的還是錯的。我不太肯定這是否就是開啟我良心的第一把聲音，或者可能來自對母親的恐懼，她曾斷言假如我們做了 甚麼頑皮的事，就會「殺死」我們，而我們並不認為這恐嚇是開玩笑。又或者指引著我的，是自我醒覺的良心。我所清楚知道的，是我擁有一顆非常仁慈的心。當我 做了甚麼頑皮的事時，我就會臉紅，所以我無法掩飾。很快母親就注意到我這個會臉紅而露出馬腳的特性，所以當有甚麼打爛或出錯時，她總會第一個查問我。我的 姐姐就比我好得多了，當她做錯事時，比我更懂得裝作無辜。

當我是小孩子時，一些思緒總會不時浮現：「我是誰？」和「為何我是我，而不是其他人？」現在看來，這些只是一些不能解答的傻問題，最終我都要接受屬於自己的命運。我亦很想知道人生的意義。

我對事物極度敏感，令我擁有害羞的性格。對於父母經常在家裡吵架，我感到十分羞恥。母親對宗教並不虔誠，但對子女的行為卻有非常嚴厲的看法。她認為小孩不 應多說話，我們絕不可以將家裡的事情告訴其他人，所以我保持沉默不語。當母親經常與沉靜和勤力的父親吵架時，就算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們也不知道我們在家所 受的痛苦。母親很容易吃醋，但沒有人知道原因，因為父親除了上班和回家外就從沒有到過其他地方。家庭衝突可以使人沮喪，亦令到家人內省、害羞、膽小和卑 微。在我八歲之前我們一家住在姨母的家，很多年後她告訴我，我一直都是個開朗和活潑的小孩子，但當家庭不快樂時，那歡樂的泡沫就很容易爆破。為人父母應好 好記住這一點。

我在學校極度害羞，老師的一個罵人詞語就能使我充滿了傷害，而我總以眼淚回敬。事實上，老師很少找到理由去責罵我，因為我很服從和喜歡做好我的作業。母親 是個永不滿足的人，她總想著搬家，所以當我要參加升中評核試時，我已因搬家而轉到了第四間學校。每間學校的轉變，我都因為要面對新同學、新老師和新課堂而 感到極度痛苦。在那評核試中我得到了第六名，令我順利進入中學，在那裡有同樣的同學和老師，我可以安頓下來，去實現我的目標，那就是在學科和體育上都是最 好的學生。體育其實是我的救星，它使我從家庭的不愉快中釋放出來。我自己亦難以明白，以我害羞和膽小的天性，如何可以成為班級和學校的領袖生和學校體育隊 長，除非我擁有一些我並未察覺到的潛在力量。即使直至現在，我的舊同學朋友，知道我在學校是如此沉靜，對於我竟能在香港打擊貪污亦感到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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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愛中學生活，甚至我懼怕離開中學和進入大學，而在大學我決定成為一位教師。我原本想將來擔任公務員文職工作，但我的女校長卻不答應，並堅持我應上大 學，在那裡我唯一可能而我從不渴望的職業就是教書。站在一班可能是不良學生前面，我懼怕這個念頭。因此對我來說，離開學校就好像由天堂跌落地獄，亦令我有 足夠條件被基要派教徒看中。

我上了大學只有數天，就與其他新同學一起被邀請去參加一個「咖啡集會」，有咖啡、蛋糕提供及舉辦一個講座。我的學院「母親」（負責指導新來的學生，由一些 高年級的同學擔任）建議我接受所有團體的所有邀請，但卻一個團體都不加入。我覺得這個忠告不太好，但無論如何我都參加了那個咖啡集會。在那裡我聽到同學講 述他們如何決志成為「重生」基督徒，並呼籲出席者照樣做。這對我來說是新鮮的，因為我以前跟父親一樣，都是不可知論者，我並無接觸過基要派。可是我喜歡當 日我所聽到的，於是就與一個以前的同學朋友，一起步向前去接受這個新生的禮物。我們都流出喜樂的淚水，因為整個集會都很感動，而那些「重生」的學生亦很友 善，看來這就是正確前進的道路。這個經驗確實是令人著迷的，而且有即時的效果。我不再感到沮喪，不再感到空虛。事實上，在這個新接觸的信仰中，第一首我所 學的詩歌就十分準確地表達這一點：
「仰視天空色清藍，青翠綠草鋪大地，萬紫千紅滿生氣，無神之眼看不見。」

我整個生命的確改變了。我有能力控制好我的情緒，我對於母親的煩擾變得有耐性，我可以「轉另一邊臉由別人打」，我不再批評別人和與人爭吵。父親對這些改變 感到驚訝，但亦很自然地感到失望，因為我立即決定將來成為一名傳教士傳揚福音，因而他對我將來作為國會議員及為低下階層工作的夢想就不能實現。

現在回望起來，對於想像自己能將喜樂的信息傳遍各地，我了解到那時是很天真的。我熱烈地閱讀聖經，嘗試實行耶穌的教導，我亦閱讀關於傳教士的書籍，以此作為看來是終生事業的靈感泉源。這一切都發生在1932年。

幻想破滅的過程是緩慢的。他們告訴我應先完成大學才去做宣教事工，當時但我認為這步驟是不必要的，現在我卻要感謝這個勸告。對於「重生」基督徒一定不可以 進戲院、吸煙和做其他事情，儘管這些事我都沒有興趣，但我亦感到失望。其實我都沒有錢去做這些事，但我比較喜歡自己做選擇，雖然結果可能也是一樣。可是當 老皇帝佐治五世逝世時，由於那個時代還未有電視，所以母親便叫我帶她到戲院，在螢幕上觀看喪禮過程，那時問題便出現了。我不情願地與母親一起到戲院，但我 有犯罪感，因為這違背了重生基督徒的教導，而其實那是沒有罪的，但我就領受了基要主義向信徒所施枷鎖的第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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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一年後，我在大學遇到一個年輕男子，他是我們學生會的成員，亦是在基要派家庭中長大的。我在單車棚拿回我的單車準備回家時，這同學總是剛好在那裡出現。 我們之後成為了好朋友，我亦發覺他是普利茅斯弟兄會（Plymouth Brethren）的成員，後來我才知道該會是極端基要派團體。我們開始一起散步、一起踏單車，他教了我很多聖經上的事情，但我覺得他對聖經文字的解釋頗 為牽強。在他最愛的《雅歌》中，他找到了具象徵的解釋，雖然我起初讀它的時候看來好像很色情，甚至使人尷尬。

他游說在他的聚會中受浸，弟兄會把那聚會稱為教會。當時間越久，我對一些詩歌中的字眼就感到越來越困擾，例如「你豈有洗於羊羔的寶血？」我覺得這太殘忍， 甚至感到厭惡。另外，對於要相信聖經中的神蹟，我亦覺得有點困難。為何神蹟只出現在那個時候和那個地方，但卻不在今天出現？對此我內心亦感到疑惑。當我的 良心能解答這些問題，並切實地找到答案後，我才覺得跟隨耶穌的良好教導是沒有問題。

漸漸地我認識到，在弟兄會沒有正式禮儀時，他們仍堅持一些看來完全沒有必要的事情，例如女性必須留長頭髮和在崇拜時帶帽。作為一個簡單的基督徒，這些看來 都無甚關係。我亦發現一個常見的現象，就是當弟兄會中的某些成員沒有跟隨這些無用的原則時，他們就會彼此在大家背後談論這些事情。

弟兄會的基督徒教友只准與他們組織的成員結婚。也許這是有道理的，因為假如其中一方屬於極端教派，而另一方並不屬於時，這段婚姻就難以快樂。結果，能選擇 的伴侶就非常有限，不相配的組合時有發生。我看見一個又一個「弟兄」，在發現另一個更吸引的女人，而她又願意受浸入會後，便取消原來的婚約。

取消婚約的藉口永遠都是一式一樣：這個男人在禱告中得知神叫他們分開。對於被拋棄的情人，以及男人在禱告中神命令他所做的任何事情，神都必須負上責任。由 於婦女較低級，所以她們就是取消婚約中的受害者。婦女不會獲得神的啟示，因為聖經說在伊甸園夏娃引誘亞當犯罪，所以婦女的說話是沒有用的，她必須在會中閉 口不言，所有事情都要由弟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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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信時所伴隨的歡樂正在慢慢減退，而最後一擊就是我和男朋友分開的時候。由於當時他的父母反對他有女朋友，所以我們並無正式的盟約，但我們已約定好在完 成學業後便結婚。可是他後來亦發現，神告訴他要取消這個互相協議的婚約。這個衝擊幾乎使我崩潰，我要用上好幾年才從這打擊中回復。我的生命失去了所有的快 樂，當時是1939年，戰爭剛剛開始，所以當時的宣教事工根本不可能進行。從那時起我已完全身心交瘁和幻想破滅，這是一個危險時期，尤其是當另一位弟兄向 我求婚。我拒絕了他，因為我不想被一個失敗聯合教會的復興所捕獵，同時我知道這位弟兄也是由一個更極端的基要派家庭中成長。

約兩年後，這位新朋友遠道而來，再次向我求婚，並與他一起到中國去，他說他已決定去擴闊他的基要派視野。雖然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人，然而主要吸引我的原因就是我可以到中國成為傳教士。不久之後，在1945年，我們結婚了。

1947年12月我們起程前往中國，1948年1月抵達上海，然後我們前往位於中國正中的江西省，在那裡有一個弟兄會的傳教中心。傳教團把我們送到牯嶺渡 過隨後的冬天和夏天，然後我們在宜豐逗留了一段短時間，最後在南昌安頓下來。南昌是江西省省會，1949年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後最終就是抵達這裡。

我們所在地區的官員因擔心在我們之中有人是間諜，所以經常查問我們。但是很幸運地，他們都很明白事理和很幫助我們。事實上當時聯合國正於北韓與中國打仗， 嚴格來說歐洲人是中國的敵人，可是那些官員並無將我們當成敵人。最後，由於戰火蔓延，除了幾個傳教士之外，大部分都決定離開中國，我們就跟隨著他們到達香 港。

假如說我們在中國一切順利的話，在傳教中心我自己和某些教友的關係就不太順利，而他們幾乎全部都懷有頑固的基要主義血統。很不幸地，我的丈夫回復了他對聖 經的極端解釋。對於強迫婦女於浸禮前必須承諾，一定要在教會戴帽，由於中國婦女甚少戴帽，我對此表示擔心，但我的丈夫就很不高興。還有其他問題，主要是關 於保羅對教會的教導。但比較起更實際的傳教工作，例如弟兄會管理的診所和醫院，我並不覺得這些問題很重要。他們主要的目的只是傳教，診所只是其中一種方法 提供平台用來傳教，這令我感到沮喪。例如其中一個傳教士說，她會開服杜蟲藥給她所有的病人，「因為他們都有寄生蟲」，而假如他們求診時來晚了，錯過了聽道 的時間，「我只給他們亞士匹靈」。「他們」當然總是指中國人。我覺得這種態度真是種族歧視。當我抵達中國後發現，正如一個我在印度相識的傳教士對我說，傳 教士正確來說就是「有基督教花樣的帝國主義者」。當我們剛到中國時，在聚會中一位「姊妹」告訴我們其中一個重要忠告：「對中國人要親切，但他們有屬於他們 自己的地方。」由於他們教導的聖經清楚說明，我們不可以在教會內佔前面位置，所以我回答：「我不知道屬於他們的地方在那裡。」但他們卻告訴我們要在教堂中 佔用前排座位。我覺得這裡是中國人的地方，我們是客人，我們無權對中國人作威作福。

其實從一開始我們在中國旅居時，我經已意識到，面對比我們擁有古老很多的文明，我們正在這裡的人面前驕傲自大。當看到這個情況時，我內心就很不舒服。當我 們其中兩人提議邀請一位中國導師一起午飯時，其他人就告訴我們弟兄會對此會不高興。假如我們一定要這樣做的話，那我們必須與她分桌而坐。其中一位弟兄會成 員甚至誇耀地說，除了他的中國籍工人之外，在中國數十年來他都沒有邀請過中國人進入他的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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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對耶穌教導的簡單解釋，和他們所教導的保羅戒律開始分裂時，很明顯地我與他們已格格不入了。中國內地教會（the China Inland Mission）的婦女擁有更廣闊的思維，我和她們建立了友誼。但當我開始和她們定期喝茶時，其中一個年長的弟兄會成員叫我不要再見她們，因為保羅已告訴 我，羊群甚至不應與來自不同教會種類的人一起喝奶。

我重回那明顯與我格格不入的教會，這當然是我自己一個錯誤的決定。在這個完全令我不安的環境裡，我竭力地嘗試保留我的理智。我已放棄跟隨耶穌教導的自由， 並努力學習基要主義，估計我應該會接受保羅的極端思想。但是，基督徒不是應該理所當然地跟隨耶穌訓誡的麼？於是我將這個疑問向弟兄會提出，但他們告訴我， 耶穌的教導只是給當時的猶太人，而我們這教會則必須接受保羅的教導。但是保羅聲稱是耶穌的門徒，我不明白為何兩者會不一樣。

從1951年我們抵達香港後開始，我已完全幻想破滅了，但由於我仍尊重我的丈夫，我並不想破壞婚姻。在香港，我很享受協助管理一間診所。我很快地學會了少 許廣東話，所以在診所裡我就負責翻譯。當時有很多小孩子都沒有機會接受教育，因此我提議開辦學校，但卻再一次事與願違。教會雖然答應，但它的條件是我們只 能教聖經。傳教士都送他們的子女讀多些書，但對於中國人來說，很明顯只讀聖經就經已足夠。後來我勝了這場小仗，只要優先教聖經科，教會就容許學校教其他科 目，因為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增加信眾。

但這件事已經損害了我和教會的關係。我看見越來越多事情，剝奪了我決定自己事情的自由，使我無法再留在這間教會。我的丈夫總不斷提醒我，是夏娃令到亞當犯 罪。我沒有反駁，但我覺得亞當一定也是軟弱的，所以必須承擔相同責任。但我從不與丈夫吵架，這是當時我看到母親無止境的吵架而對自己許下的承諾。我寧願死 也不吵架。

最後，我在教會站了起來，說我不能接受他們的教導。無論任何一個婦女站起來講任何說話，都會引起一陣騷動，因為保羅曾經教導：「婦女必須在會中閉口不 言」。對他們來說這句說話就是這個意思，儘管其他基督徒只會將這句解釋為訓話，因為有些婦女經常在教會崇拜時喋喋不休。我才不管哪個才是正確的解釋。雖然 對我丈夫我真的感到抱歉，但我依然宣佈我已下了決心離開教會。我以為在離開聚會的那天，我會流下悲傷的眼淚。但出乎意料之外，重擔從我的肩膊上跌落，而我 則感到從未有過的輕鬆，我真正地鬆開那些一直把我拖向瘋狂或自殺的枷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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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自由後，面前有很多艱巨工作正在等著我。我現在必須找一個新的生命、一個新的方向去支撐自己，那也是一個孤獨的方向。而且我決定彌補多年來，在聚會中 我浪費了的所有光陰。由於聖經被認為是我們主要的閱讀材料，我曾被剝奪閱讀這世界正在發生甚麼事的權利，這也和艾得蒙‧高斯（Edmund Gosse，英國作家）所經歷的一樣。他告訴我們，當他與父親在弟兄會的基要觀點上決裂時，他是如何開始接受文學教育，當時他甚至對莎士比亞和英國詩人也 一無所知。

但我和高斯不一樣，我不是一位詩人。我開始做父親一直希望我做的事情，就是為低下階層請命，打擊不公正和貪污。可惜父親永不會知道，因為當我們身在中國時 他經已去世。但是每當我回想起他的說話，他的影響力依然在支持著我。同樣地，杜學魁也支持著我。他曾經是我們教會的成員，我和他分享了很多相似的思想。學 魁當時並未察覺到他對我的影響，但他使我領悟了很多，包括我們外國人對其他人的驕傲自大，還有我們對其他國家人民的輕視。他對生命的哲學，喚醒了我以前久 違了的理想。

我希望我已完成我的分內事。當我從基要派的折磨中康復後，我的健康亦康復了，容許我能彌補浪費多年的日子。我希望由到達香港後到現在這五十年間，我的生命都是有價值的。

我的生命已接近尾聲，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我只想試圖向年青人指出完全依附於基要組織的危險性，無論那組織是宗教性或是政治性的。基要派只會傷害自己和傷 害別人，它一點好處也沒有。只要擁有開放的思維，和在不傷害別人的情況下保持我們思想自由和行動自由的決心，我們就可以倚靠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努力，去面 對一生中所有的問題。我們無須去信靠人為的醫治、所謂的神蹟、令人生畏的教義。無人知道神是否真的存在，但我們可以保持思想開放，只要我們在這世間做好 事，我們就無所畏懼。只要令其他人快樂，我們就可以令自己快樂，以及獲得美滿的生命。

就算這本書只能拯救到一個年青人，避免他捲入那些能使個人生命受挫、破壞家庭或社會的基要派或別異教派，我都覺得寫這本書所花的時間和精力都是值得的。